曹德旺着《心若菩提》电子版

CHAPTER 1第一章贫困童年1.1家庭贫困/1.2调皮辍学/1.3用心工作/1.4小扛把子/1.5独立闯荡世界/1.6祸不单行/1.7苦不苦/1.8慈悲为怀

1.1由于家庭陷入贫困菩提于1946年出生于上海。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我的诞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多少欢乐。 父亲忙于生意，连我的名字都忘了。 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的名字是“小印度”。 我问过妈妈为什么叫我“小印度”。 妈妈告诉我，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巡察的人很多是印度人。 很多父母把孩子打扮成巡视的样子，穿着巡视服。 对于这样的孩子，人们叫他“小印度”。 也就是说，逮捕小巡警的意思。 我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像后来一个时期人们喜欢给孩子穿军装，一个时期喜欢让孩子扮演警察一样。 解放军南渡长江之前，上海的企业主们纷纷举家搬迁，逃离上海。 很多人去了国外和香港。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回了福建的老家。 父亲曹河仁是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民。 福清地处闽东沿海，辖福州市县级市，古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是林则徐的祖籍。 福清还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自古以来就有年轻人出国打工做生意的习惯。 我的家人在高山镇是望族。 曾祖父曹公望是福清的首富，他的墓在我家院子后面。 小时候，我经常去曾祖父的墓地玩。 墓地很大，周边长着很多野花。 曾祖父努力积攒的家业，在祖父的时候逐渐衰微，最后破裂是在父亲出生之前。 父亲年轻的时候和叔叔一起来到了日本。 叔叔自己在日本有店，但他没有把父亲放在自己的店里。 相反，我把父亲介绍给了日本人开的布店当学徒。 学徒的第一年，父亲做的就是煮饭、做饭、打水、倒马桶、倒尿壶，吃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 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爸爸继续练习对着镜子走，练习微笑，练习鞠躬，练习说话的口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学徒第二年，布店老板叫父亲扛着店里的东西拿到乡下去卖。 就像现在也能看到的那样，扛着行李，一边走一边卖。 有时把行李放在路边，一边卖一边吆喝。 见习的第三年，父亲终于回到店里，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学习如何进货发货。 三年后，店老板对父亲说。 “我教的是，你已经学习了。 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开自己的店了”。 父亲说。 他的前半生，感谢日本的主人。 “三年后，我知道了日本的主人在用心痛苦。 他第一年锻炼了我的身子骨，第二年教了我辛苦，第三年才教了我真本领。 &amp； #039； 我以前不理解父亲第一年的学徒生活，为什么光干粗活干脏活连佣人都比不上，父亲向我叙述他这种学徒生活时，从未抱怨过，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我自己经历了苦难的人生，终于明白了日本绸缎店经营者的苦心。 他是“折磨心灵，强健身体”。 就像学武的挑柴挑水一样，让父亲锻炼身体，扎起“马步”，从基础上一步步积累经验。 父亲说狂妄的话也难怪。 用普通的办法解决不了。 走出日本人的布店，父亲走进叔叔公开的布店当店员。 1936年，祖母要求父亲回家结婚时，父亲回到高山，和母亲结婚了。 一年后，父亲又要去日本，路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改变了去日本的打算，留在了上海。 因为我再也不打算出门了，所以留在日本的叔叔把父亲在日本赚的10万日元汇款了。 当时的汇率是日元比美元还高。 一次收了那么多钱，父亲不知道是怎么花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做什么项目比较好，他就会做。 因为钱足够了，所以不管做什么，都只是九牛一毛。 于是，父亲什么都做，还开了一家夜总会。 父亲后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

1947年，国民党执政已经风雨飘摇，上海许多人举家搬迁，有的去美国，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 父亲决定全家搬到福清高山去。 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壶船，装载了家里所有的家当。 他的如意算盘是，运来货物的船，回到高山后，可以租给别人运输用。 一家六口坐客船。 没想到客船到达马尾好几天了，货船迟迟没有靠岸。 又过了几天，传来了货船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沉没的消息。 怎么办？ 母亲陈惠珍也是福清高山镇洋门村人。 关于身份，她是地主的女儿。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祖父做了很多陪伴。 这些聘礼，换成了妈妈可以携带的软东西。 现在，母亲把首饰钹一斜，换成了钱，在高山上买了宅基地，盖了一座两层楼的小楼。 楼梯、地板、房间都用木板。 沿着小楼的墙壁，用三合土围着，围着小院子，妈妈在院子里种果树，打开院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田野和天空的边界有海。 所以高山，实际上是山海靠不住的小村镇。 这个地区的特性，使高山上的人养成了有时开放，有时封闭的性格。 当盖房子的工程只剩下瓦垫的时候，国民党兵74师崩溃了，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抓走了我家屋顶上铺瓦的工人。 被带走的壮丁，后来又偷回来了，但在我家屋顶上被带走了，所以他们一家人，从那天起就一直来家里哭喊，让父母吃亏。 父亲受不了打扰，又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是父亲最好的选择。 他从小离家学习做生意，不能耕田种田了。 住在上海的商海，才有他的发挥空间。 父亲回去后，在家加入了“三反”工作队。 有一天，村里的人又来家里捣乱了。 看到这一点的工作队队长问了妈妈。 母亲告知了事情的经过，队长认为应该出来主持正义，于是抓住了来闹事的村子里的人。 本来工作队要处理他们，妈妈代他们求情，所以整件事就结束了。 对妈妈来说，今后的生活更辛苦。 身边的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怎么养活他们呢？ 所以，妈妈扔下最后一件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让叔叔帮忙种田。 高山上的土地贫瘠，往往只能种红薯、花生、青菜等，但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田地的收获，并不能解决家里最基本的粮食。 而且，父亲在上海赚的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每月都不能如期送到母亲手里。 所以，小时候，我们总是要忍饥挨饿。 总是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但两顿饭只有汤水，饥饿难忍。 饿得难受，我们叫。 那时，妈妈会把我们兄弟聚集在院子里，坐在长椅上，围成一个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 我记得妈妈对我们说，绝对不要告诉别人在我们家吃两顿饭，“要是被人知道了，只会看着你”。 “抬头微笑，别说饿了，要有骨气，有志气！ ”我记得妈妈对我说。 我们穿的衣服，妈妈总是洗干净、破，妈妈坐在灯下认真缝，尽量不要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在里面，尽量不让人看到。 虽然住在乡下，但家里总是没有灰尘。 那是妈妈住在上海时养成的习惯吧。 木楼梯和木地板都洗得很白。 妈妈常说：“世界上没有人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替你解决； 要摆脱贫困，只能靠你自己的努力和努力。 “”“我不害怕贫穷。 最可怕的是没有志气。 " " " "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性，最需要的是取得别人的信任。 “”这些话，从小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本

我还记得网滩LV1行人楼主2楼1.2淘气辍学，是在我9岁的时候，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 下了一天雨，到傍晚才停。 院子里知了“知……知……”地叫着，好像在叫我。 所以我想赶紧出去，但刚一跨进门，就被妈妈叫住了。 妈妈说，外面很湿，在家呆着吧。 我收回了出去的脚。 过了一会儿，长福伯来了。 长福伯总是穿着长袍，鼻子很好，是村里的老师。 长福伯很喜欢抽水烟。 他一进门，母亲就递上烟囱，为他点了一支烟。 长福伯啪嗒啪嗒地吸了两个人，“叔叔带信回来了吗？ “”妈妈小声说。 “好久不见了。 印度已经9岁了。 不能去学堂。 五角钱的报名费还没凑齐。 最着急的是，他至今没有名字。 他犯规了。 帮个忙，给孩子起个名字。 &amp； #039； “学习，无论如何都要做。 “”长福伯顺着妈妈接了一句，然后抽完了烟。 他把烟囱放在一边，对妈妈说。 “没有钱，慢慢来吧。 请把印度的定时纸拿来。 请先取名字。 ”妈妈站起身走出房间，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红纸，在红纸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出生年月日。 这张纸被称为定时纸。 在我们这里，给孩子起名、找对象要先看时间。 几天后，长福伯来了，见到母亲说：“名字取好了，我叫德旺。 他是德字一代，根据他的生日，人很聪明，想法很多，就叫他德旺吧。 聪明有德，必然繁荣啊……”妈妈高兴地感谢他，又送走了院门。 我一直高兴了好几天，德旺。 德国一号。 德国一号。 我反复地叫着自己的名字。 我相信自己一定有新的生活。 果然，那个夏天，妈妈送我去了学校。 收到教科书的那天，我很高兴。 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让人感到崭新。 我看到其他同学的书用画报包得很漂亮，回家，我也让姐姐帮我包。 后来，我的书也被画报包围了。 当然我是姐姐包的。 新鲜的东西新鲜，新鲜的东西一过，孩子的本能就出来了。 还记得小时候玩的《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吗？ 在这个游戏中，一个人在前面背对着大家，在数数。 1、2、3、4、5、……后面的人在他数的时候一步一步地快速前进。 但是，你必须警惕那些经常细数的人回头看。 因为当他回头看时，被他看到的正在移动的人会出局受到惩罚。 我在课堂上和老师玩“木头人”游戏。 老师在讲台上上课，有时对着黑板写字。 我模仿老师写字的姿势，老师一回头，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很像。 班里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 老师回头一看，我马上坐在座位上，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一副认真听的样子。刚开始老师很纳闷，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老师才注意到。 是我在学他的动作。 老师非常生气，说是我不好。 开学才一个月，老师就来找我，说我上课不专心，不是个好孩子。 妈妈听了很生气，对老师说对不起。 老师走后，我以为妈妈会拿着竹子打我，但是不，妈妈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了。 我哭了。 我吓了一跳，对妈妈说：“我不能再做了。 我不能再做了。 因为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所以学校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 再加上家里很穷，我背负着坏孩子的名声，但一位女教师不这么认为。 她对母亲说，德旺不是个坏孩子，只是淘气，好动。 这位老师叫林秉珠，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美丽的女老师。 9岁前，我在田野里奔跑。 每天捡树叶回家当柴火。 突然静静地在课上坐了几个小时，就觉得长椅上有钉子，怎么坐也不舒服。 尽管如此，我的成绩都还可以。

那时的学分是五分制，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的成绩总是在三分和四分之间，最好的是四分，从来没有得过五分。 195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从上海回来了。 父亲骑自行车回了村子，到家的时候是半夜，我正在睡觉。 妈妈推了我一把，叫醒了我。 “爸爸回来了。 赶紧穿上衣服起床见爸爸。 “”听到父亲回来了，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了下来。 爸爸！ 父亲再次去上海后，就没有回来过。 下楼梯。 我在大厅里看到妈妈在和一个人小声说话。 那个人又瘦又高，再也不能和记忆中的父亲重合了。 在我战战兢兢之前，父亲看着我，叫了我。 “啊！ 印度先生，你长高了，再长高的话，会和你爸爸一样高。 &amp； #039； 父亲笑嘻嘻地低头看着我。 “去镇上买爸爸的酒回来。 ”我从妈妈那里接过买酒的钱和空瓶，和住在家里的另一个孩子一起进城，敲酒馆的门，给爸爸拿回了他要喝的酒。 当时，在我们乡下，大人们喝的是乡下家庭自制的烧酒。 既有大米做的，也有红薯做的。 所以在我们当地，也叫米烧、芋头烧。 从那以后爸爸要去喝酒，所以让我买。 这是我每天傍晚做的作业。 我的酒量也是来这里买酒的路上弄到的。提高--我总是偷偷喝。 一开始我很好奇，爸爸为什么喜欢喝这个，后来是习惯，买了酒就拧开瓶子喝一口。 奇怪的是，父亲并不认为酒有什么不同。 或者，我以为他不是，但不想追究我。 所以，只要有钱，我总是给父亲提供最好的酒。 父亲喝酒，总是要我站在一边，对我说“摆龙门”。 父亲的皮夹子里总是夹着剪报。 在上海的《新民晚报》，父亲多次给我看。 再加上有报道他的文章，我当时也没在意。 只是，上面写着“旅行归国华侨代表曹胜美”。 (那是父亲最应该自豪的事。 即使想逃跑也不听的话，父亲会揍你。 所以，我真的不想听，也在必须问的状态中，听到了很多当时不太明白，但渐渐领悟到的人生道理。 父亲的叙述，屡教不改，有时他当年去日本学徒，有时在上海做生意，有时向我讲述人生哲理。 那时，父亲应该正处于生活的逆境期。 父亲不会农业，家里没有强劳动力。 在农村，没有强劳动力的家庭会被鄙视和欺凌。 父亲因此脾气很强，经常生气。 我还淘气地拿我父亲出气---每当家乡的人上门告状时，父亲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用皮带抽打我。 有时不是我的错，但同样也要忍受父亲的鞭打。 这个时候我很后悔。 每当我抱怨，怀疑自己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妈妈总是一边安抚我，一边告诫我：“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也不要还手、逃跑。” 即使你被冤枉，也做不到。 因为打你的人是你的亲生父亲。 “”妈妈抚摸着我的鞭痕，轻轻地用蛇油涂着。 “孩子请记住。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一生，将来会变老，直到死亡，你都是妈妈和爸爸的孩子。 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换个名字，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 &amp； #039； 妈妈这么一说，眼里总是含着眼泪。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妈妈的这些话，还记得妈妈说这些话时的情景。 小学五年级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附近的山野捡树枝扒树叶、草，回家，赶紧吃粥、红薯什么的，抓起书包去学校上课。 下课后，吃完饭捡起树枝，扒树叶、扒茅草回家。

早上捡的是妈妈白天烤饭菜用的，中午捡的是妈妈晚上烤饭菜用的。 冬天还好，夏天南方的太阳很强，是正午，捡起树叶就出汗。 我跳进浅沟里洗澡，穿好衣服后直接回学校上下午的课。 每天都是这样。 一个孩子，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工作，接着上上午课，然后做中午的工作。 到了下午的课，自然累得上下眼皮不停地吵架，扛不住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老师当然很生气。 第一个学期的一天，我又在课上睡着了。 下课后，老师把我带到教导主任面前，要求处分我。 我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低着头，不说话。 教头让我伸出手臂，用指甲划了一下我的手臂，留下了白色的痕迹。 放学后，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 教头把所有的同学都召集到操场上，把我带到队伍前面，在同学面前，拉着，让大学看到我手臂上的白色痕迹。 “你看，这个小不点，白天没有午休，每天都去小沟里玩水，什么时候淹死的，父母要给我们添麻烦。 你们不能变得像他一样！ “”指导主任说。 周围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看着教头，憎恨他说的话。 队伍散开后，同学们赶紧回家吃饭。 我战战兢兢，留在教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 看到教头叼着牙签朝厕所的方向走去，我捡起石头放进了包里。 想着，抓住机会，用石头打了他。 农村卫生间，三合土土墙多围绕半高，里面的洞一字开着，背靠背，中间矮墙稍隔。 主任若无其事地进了厕所，自己解开裤带，蹲在坑里大便。 我往后溜，爬上围墙，拿出石头想往下砸，但又想了想。 如果弄坏了，家里没钱，手又回来了。 不，我不甘心。 臭味溅到鼻子上，我捂着鼻子。 脑子里突然闪了光。 为什么不尿他？ 注意到了动作，嘘了一口气，他的头上尿了出来。 主任跳起来，屁股也没擦，裤子一提就要抓我，我慌忙从墙上跳下来，撒腿就跑。 老师是怎么跑过像猴子一样的我的？ 一溜烟，我消失了。 进了家也不继续走，一口气跑上楼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知道。 我惹了很大的祸。 但是，我不知道。 跑步是没有用的。 躲在初一太久了，躲不了十五。 教导主任找到了村子，在知情的指引下，找到了我的家。 听到教头老师愤怒的谩骂，妈妈连连说：“对不起！ 对不起！ 孩子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是妈妈的错。 对不起。 但是，孩子不午睡就在沟里跑，可能不是玩水。 我家很穷，孩子要捡树叶当柴火，可能是因为觉得热得身体脏不好上课，才进了沟里洗了澡。 对不起，老师！ &amp； #039； 主任一愣，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第二天，我不敢去学校。 那是初中一年级的上学期。 学校再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教头也没有来我家，但是对老师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敢回去，我不想回学校。 就这样，我辍学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很伤心。 悔恨、羞愧、悔恨、悔恨，有各种各样的滋味吧。 我看不懂书了。 必须生活下去。 妈妈从队伍里带着牛回来，14岁的我成了队伍的饲养员。 一天做两份兼职。 一工分八分钱，一天有一角六分的收入。 现在在菜市场买菜，往往忽视1角2角，但当时1角6角很大，相当于现在的几块钱，可以买到1.4斤大米或3两猪肉。 我每天早上起床捡柴火，打水，白天放牛，傍晚把牛拽回栅栏里再去捡柴火。 有时去田地里为叔叔种地。

冬季红薯收获日，负责下地捡红薯茎，补充家里短缺的粮食。 离开学校，还想看书，该怎么办？ 拾起哥哥读的书来读。 哥哥比我大两岁。 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从小就是个好孩子，很听话。 妈妈和老师都喜欢他。 我还想看书却看不懂了。 手里拿着哥哥读的书，一边放牛一边捡柴火一边自学。 不懂的字，问哥哥。 哥哥不在身边的时候，用《新华字典》和《辞海》找。 那时候的《字典》一本 8角钱，是剪了一年多的马草存的； 《辞海》 3元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钱买的。 我用词典自学读书的习惯是这样养成的。 一个个字，从它们认识我，到我认识它们，都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出来的。 那时，印有只要是字的纸，我可以拿起来读。 我很多知识的积累都来自于这样的自学。 即使现在，我也喜欢看各种类型的书。书籍，还有奇怪的毛病。 请不要来我家借书或要我的书。 再好的朋友也不会给你。 我真的很喜欢书。 放牛的日子不过一年。 与后来的日子相比，既不痛苦，也不累，但我小小的年纪就体验到了成人世界的险恶和底层的人们被欺负。 这痛苦，我没有告诉妈妈，我害怕她会伤心。 但是，这样的人的心情很冷很温暖。 也成为了我今后处世的经验。 2-8 16:36赞回复网滩LV1路人楼主3楼1.3，15岁时，哥哥在高山中学当临时讲师。 在他的代课班里，有一位福清薛港农场场长的家长，帮他在农场找到了职位。 这个职位的工作很轻松，每天只要数大人们挖的树洞，就能拿到五角钱。 数树洞很容易，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数错，必须再从头数一次。 所以，很多大人喜欢挖树洞，不做这个看起来很开心的工作。 一开始，我也错过了数，但后来我找到了不会数错的方法。 很简单。 用手捻树枝，一个个地数洞的点过去了，很清楚。 不会因为看不见树洞或用眼睛数而犯错误。 “据我弟弟说，这很聪明。 “”大人们不停地夸奖我。 大人们说，调皮的孩子很聪明。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承认我很聪明。 但是，与其说我聪明，不如说我更喜欢动脑筋。 1962年，3年自然灾害的末期。 有一天，我看到邻居在吃鱼，好奇地问。 “你从哪里来？ “从公社农场抓到的。 “”他们神秘地低声说。 农场里的鱼怎么能抓住？ 他和几个伙伴悄悄地讨论着，农场里的鱼是公家的财产，肯定不能直接去捕鱼。 那么，怎样才能抓住或抓住呢？ 有一次下雨溢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农场里的鱼会跳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 原来公社农场的鱼塘是在海滩上开垦的，池水阳光照射时，水分蒸发变咸。 因此，遇到淡水，池塘里养的淡水鱼都被冲走了。 届时，东张水库将定期向农田泄洪灌溉。 于是我想到了捕鱼的方法。 晚上从东张水库放水灌溉时，将东张水库出来的水拦腰截断，将弯弯曲曲的水接到农场鱼塘。 果然，东张水库的水一到，鱼就蜂拥而至。 多的时候，我们会抓几百斤。 但是，捕鱼的盛宴并没有持续多久。 有一次我们在捕鱼的时候，被农场的监视人抓住了，我们七八个人，被困在一个房间里了。 过了一会儿，被困的我们闻到了在室外烤鱼的香味，知道我们在烤鱼吃。 在这个时间跑步可能是个机会。 怎么逃出去？ 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户，只有我能从窗户入口溜出去。 家人商量后，决定用他们的肩膀把我扛在窗户上。 我出去后从外面打开门上的按钮，大家就可以偷偷溜出去。

没想到，我跳楼的时候被发现了。 他们朝我追来，我撒腿跑，就这样回家了。 ……薛港林场的好日子过了一会儿，父亲找来了。 他是骑自行车来的，我和他一起回家，一起做生意。 我最初的商业理念，可以说都来自父亲，我很多人生感悟也来自父亲。 父亲常说，一个男人有没有本事，关键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而在于他做了什么，怎么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一边剥花生喝酒，一边问我将来想做什么。 父亲的下酒菜经常在家里晒自家种的白花生。 福清靠海，土地不肥沃，但最适合种植花生和红薯。 所以，在我们福清，不仅有晒干的哈密瓜片，还有红薯做的红薯团子、红薯饼等小吃。 花生不仅是花生油精制而成，煮熟后晒干，成为家家户户待客的茶点，也是大人们喝酒最方便的下酒菜。 将来做什么？ 在那个为吃饭发愁的时代，没有人会想这样的事吧。 我正在考虑怎么回答，父亲却自作主张地继续说：“工作请注意。” 有心就能做多少。 数一下。 你有多少心？ “”红心？ 和心有关的话是什么？ 我伸出手来数着：“心、真心、爱、决心、一心、恒心、忍耐、怜悯心……” 十个手指好像用不完，有那么多心吗？ &amp； #039； 当然有。 &amp； #039； 父亲说。 “以后我就知道了。 “”父亲喝了一口酒，然后说：“但是当你领悟到父亲说的话时，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 在那之后，我确实知道。 随着我事业的发展，我可数的心，已经双手无法承受。 而且，父亲也确实不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喝酒，我总是后悔。 如果我那时没有偷父亲的酒喝，如果我总是认真倾听父亲的回忆，或者父亲还在吗？ 2-8 16:36赞回复动网海滩LV1行人楼主4楼1.4少担纲说走远了。 那天，父亲骑自行车来农场找我，叫我回家帮他做生意。 15岁的我，能帮父亲做什么生意？ 但是我顺从地和父亲回家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骑自行车。 父亲从修理店借了一辆自行车，带我去了村子里的一个大晒黑点。 他先扶我上了车，然后扶我上了车。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父亲的手放开了。 “德旺，你自己在这里练习。 父亲先回家吃饭。 你再坐一会儿回家，下午坐这辆车和爸爸一起去福州。 &amp； #039； 骑了一会儿，我已经自己失足了，可以控制自行车了。 回家吃饭，我正要出去，被父亲叫住了。 “德旺，下午和我一起去福州抽烟。 " &amp； #039； 下午？ 据父亲说，我才刚刚学怎么骑，骑得不好。 “”“没关系。 爸爸在身边，一边走一边练习，一边做一边学习。 骑两次往返，你会熟练的。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背着书包和父亲旅行。 其实，一个市场要繁荣，商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在那个“革命”时代，有这种意识的人，也未必能发声，更不用说实践了。 父亲是从日本回来，在旧上海做过生意的人。 他知道他没有种田的能力，但通过小贩这样的小商业经营活动，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经济收入。 所以，父亲用他从上海骑过来的自行车，从福州买香烟作为运输工具，运到高山上去卖，赚取价差。 但当时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抓了就以投机为幌子，轻者没收，重者拘留，游街示众。 “你年轻，是个孩子，没人检查你的包。 “”父亲对我说。 我一挠头，15岁的我，既不大也不太小，当时，即使是城市的孩子也有人参加了工作。 但是，我的个子确实很小，15岁了，看也就12、30岁左右。 那天中午吃了午饭，我跟着父亲出发了。 我非常兴奋。

福州经常听大人们说话。 然后，姐姐嫁给了福州。 我从没去过她家。 现在能和父亲一起去，也能见到姐姐，真是太好了。 我刚开始骑，还不累。 一方面新鲜，另一方面年轻。 但是，高山离福州山高路很远，骑着骑着骑不上了，差点哭了。 但是，父亲不想休息，我不得不勉强支持。 宏走过的话就是太城岭，岭下开着一家小杂货铺。 老板是当时和父亲一起在日本打工的好朋友，父亲叫他老蔡。 骑自行车越过太城岭不容易。 父亲看到天已经黑了，下了车，进了进货店，住了下来。 这个下午，很少骑自行车的我，竟然骑了50多公里。 第二天早上，父亲叫醒了我。 我翻了个身下床。 我睡了一夜，但是全身都痛，我努力地骑到福州。 那天下午，我见到了有钱的姐姐，非常高兴。 休息一天。 第三天早上，父亲很早就叫醒我，坐上车，跟着父亲拐了个弯，进了一间不起眼的住宅。 这里是有香烟烟雾的地方。 一路上，父亲教了我如何辨别路。 与高山相比，福州的城镇热闹了很多。 店多，人多，自行车也多。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想在意那些热闹。 东西进去了，父亲放进了我的包里。 快到城门的时候，父亲把包绑在我自行车的后车架上，我把它带出城门。 果然，父亲的自行车在城门口被拦住了，但我不在。 出了城，慢慢地骑上了太城岭。 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了。 父亲还在朋友的杂货店停下来，说要喝点热茶，稍微休息一下，坐上车朝高山赶去。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父亲一起卖烟丝的生活。 一次进货量30斤左右，100多公斤，往返3天。 第二次还是跟着父亲，第三次，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了。 从第三次开始，我和父亲的商业分工就形成了。 我负责采购，父亲负责销售。 我记得有一个冬日，我放了一批好货。 恐怕第一天感冒了，从福州出来不久就开始腹泻了。 福州至宏路太城岭，50多公里山路平日半天(时间 )可坐。 那天，我用了一天的)时间。 一路上，我想停下来，不要走，但我担心车上的行李不安全。 于是骑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腿越来越软，车子越来越重，人就像在棉花上一样。 那时的山路不像现在的道路，崎岖狭窄，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车带翻到山下。 到太城岭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越过太城岭，被蔡先生的杂货铺接走的。 越过太城岭，到了一个小杂货铺，自己不会死，东西也安全。 因为有蔡先生。 到了小杂货铺，应该是晚上八点多了，我都变形了，见到蔡先生也说不出话来。 蔡先生一看到，马上离开货铺，收下我的自行车，然后让我进货铺。 一进去，我就在椅子上坐下了。 蔡先生赶紧烧水，让他擦干身子烫烫脚，又煮饭给她吃，用热水冲神曲给她喝。 把我带到床上，之后我昏迷着睡着了。 我睡着了，但高山之家彻夜未眠。 当时没有电话，我的情况蔡先生不能马上告诉父亲。 那天本应该在下午3点或4点回到高山。 直到晚上都没有见到我。 家里很着急，爸爸妈妈几次去街口接我，但路的边缘，永远没有我的身影。 那天晚上，妈妈抱怨得很厉害，但天还没亮，爸爸就七上八下地出发了，沿路问了问有没有见到我，找到了蔡先生的店。 “在我这里，还在睡觉。 德旺这孩子可不得了，病得那么重，人家都走样了还不忘把货带回家。 &amp； #039； 此后不久，父亲转为水果生意。

我每天凌晨两点必须起床。 冬天顶着寒风，夏天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去福清县。 天刚亮，就批发水果，囫囵吞枣，然后载着三百多公斤重的水果骑自行车回高山。 到了高山，通常到下午三点左右，和爸爸卖水果，水果卖了一般天黑。 回家吃晚饭通常是晚上7点半以后。 这样辛苦赚，一天有三块钱左右的利润。 17岁的少年，正是成长的旺盛时期。 凌晨两点，刚进入梦乡，在哪里可以起床？ 所以，每天，妈妈坐在床前，不停地叫着，轻轻推着睡得正香的我，才起床的床。 经常，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的眼睛还湿着，没有时间擦。 “妈妈，你为什么在哭？ " " " "傻孩子，妈妈没有哭，只是悲伤。 “”“为什么悲伤？ " " " "啊，悲伤，不叫不行。 “”妈妈说着也受不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你年轻，个子小，就要背负家里的重担。 孩子，让你为难了。 “”我早起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养成的。 即使现在，也时不时地，妈妈坐在床沿上，含着眼泪喊着“戴旺，起床了”，轻轻地推着被子里的我，擦拭着止不住的眼泪。 与水果利润相比，烟丝利润要高很多。 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父亲又回头做起了烟草生意。 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工商局逮捕现场，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拖走。 执行者是我小学同班的女孩。 她看起来很擅长，看起来很了不起。 其实她妈妈也在做生意，我很气愤，但我指着她的鼻子骂道：“我叫x，你擅长什么，妈妈不是也在做生意吗？” 但你有个好姐夫，只是罩着你。 老子从此就不做了，你也要小心。 “”2-8 16:37赞回复网络沙滩LV1行人楼主5楼1.5孤单闯荡天下这段时间时间，家里出现了新情况。 妈妈病了。 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们没有东西吃了。 可吃的东西、树根、树皮、山野菜、观音土……吃了能填饱肚皮的东西，很多人全身浮肿。 我妈妈那个时候也得了浮肿病。 因为经常肿得不能走路，所以必须有人在家服侍她。 但是大姐出嫁了，哥哥在学校读书，妹妹还很小。 妈妈和爸爸商量给我找个媳妇，来服侍妈妈。 当时的农村，年轻人都很早就结婚了。 大部分都是根据媒人的话。 我无法抗拒习俗，也想早点独立生活。 叔叔给他介绍了同村的女儿，说是个好人家的女儿，叫陈凤英，要我去看。 让妈妈去看，说：“你可以看。” 我的九九身体一不舒服，母亲的脾气也大不相同，变得易怒，被严格管理着。 如果我在找妈妈讨厌的女儿，合不来，在家里会不会吵架？ 妈妈非常满意地回来了。 然后翻箱倒柜找钱，四下看看借了三四千元，凑成五百元送到陈家的是聘礼。 然后，我们俩一起进城拍照，买了八斤糖果，在村子里分了。 这样就决定了接吻。 我结婚是在“文革”后期，也就是1968年。 新家是姐姐和姐夫从福州回来，帮忙安排的。 他们的安置，离不开当时的形势、口号等，虽然满墙都是红彤彤的绿地，但也是一种庆祝。 妻子陈凤英在岳母的支持下，用八个大篮子送到了门口。 正如我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穿着大红裙子，坐在大红篮子里，披着红斗篷，穿着红鞋子。 走在车旁的我，穿着几块钱缝制的中山套装，脚上穿着崭新的解放鞋。 袜子是在福州学习的哥哥从自己脚上脱下的。 途中，乐队从她家运到我家，摆了十几桌酒。 即使结婚了。 结婚后，我和妈妈说：“妈妈，我们分开生活，但凤英可以呆在家里服侍你。

&amp； #039； &amp； #039； 为什么？ "妈妈一愣，有点生气地问。 “为什么要分手？ “我自己闯荡世界。 “声音很大，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兴奋地说：“我要出去闯一闯。 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amp； #039； 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那几年，让我思考了很多。 父亲被香烟店收养，更激励了我环游世界的决心。 在我看来，父亲很聪明又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 所做的事，政府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完全没有前途。 我还年轻，不能走父亲的老路。 独立后，首先要做的，是做政府允许的事，而且学习赚钱的生意。 做什么？ 种白木耳。 那时看到很多人在做，政府也没有反对。 钱从哪里来？ 凤英进门的时候带了嫁妆。 我和她商量，卖了嫁妆，又借了钱，凑齐几百元，开始种植。 我很用心地种了。 那一年我种的白木耳十几斤，多是一等品。 但是，我很高兴。 在我埋头栽培白木耳的时候，福建也有很多人在栽培。 因此，在福州的市场上，好的产品卖不到好的价格。 怎么办？ 从投资到产品收入，销售是重要的一环。 那时我在想。 据一位老师说，在江西一斤50元左右就能卖出去。 &amp； #039； 是真的吗？ “我的眼睛睁得很大。 太好了。 我在心里马上算了账。 一斤五十多斤，十多斤不是能卖到800元左右吗？ 因为在当地卖不出去，所以到别处去卖。 从小和父亲一起销售香烟和水果的经验，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 我迅速坐火车去江西。 果然，卖掉了，顺利地拿到了800多元。 扣除成本，不亏但不赚钱。 自己种，赚不到钱。 怎样才能赚到钱？ 坐鹰潭回福州的火车，福建的白木耳比江西便宜三分之二。 心里盘算着，如果我在村子里收购，运到江西去卖，赚中间的差价，往返两次，会不会赚一大笔钱？ 说干就干。 回到高山，我马上花800元在村子里收购了村民种的白木耳，卖给了江西。 这次赚了将近一千元。 尝到甜头的我，开始了好几次福州-江西的往返旅行。 直到1970年冬天，我的白木耳生意结束了。 其中，最赚钱的是3000多元。 有了儿子，家里多了吃饭的口，我只能更加努力地赚钱。 赚了3000多元，自然高兴。 3000元是什么概念？ 当时，2000元可以盖房子。 3000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几百万呢。 很多人连想都不想。 我看了看手里的三千元，心想再赚一笔就不过年卖了。 而且，因为见到我利润很好，公社干部也出资，但是是不出钱的干股。 他说他会成为我的伞，所以需要的时候拿出证明书等。 &amp； #039； 这样就好了，有伞的话就能大干一场。 “赚钱长大的胆识，更强了。 于是，又去采购了价值3000元的白木耳商品。 一些村民希望贷款。 去江西，我带的东西太多了，包太大了，出去的时候只能拿着包往前移。 值班的民兵看到了，径直走了过来。 “”站住！ 你从哪里来？ “他朝我喝了一声。 “”我来自福建。 &amp； #039； &amp； #039； 包里是什么？ 请打开看看。 &amp； #039； &amp； #039； 白木耳。 “好像混不进去，我自己解释。 头脑灵活应对的方案。 &amp； #039； 是的，你投机反对！ “他不由得提起了我的包。 “”住手，同志。 这是公社集团的东西。 你收下，我怎么回去向集体解释？ “我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 那民兵也不跟我多说，提着货袋出了车站，径直走进车站附近的收购站。 转过身来，对跟着他的我说：“同志，不允许投机倒把。 商品，收购站收购了。 钱，暂时扣下。 如果是集体的话，请回去写证明书。 你可以收钱。

“我是个笨蛋，站在那里。 “”去哪里证明，东西本来就不是公社大队的，怎么能给证明呢？ “但是，人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哪里有旋转的余地？ 没办法，我只好点头承认，坐上了回福州的火车。 2-8 16:37赞先生在网滩LV1行人楼主6楼1.6灾后恢复了高山。 我着急了，先去了公社干部家。 看到我来了，他很高兴。 “”叔叔来了。 请快进来。 “他把我叫到门口。 从桌上拿一把茶壶，倒一杯，递给我。 我接过杯子，歪着头，把杯中的茶喝干了。 “货物被鹰潭站的民兵扣留了。 现在必须向公社提交证明书取回。 能帮我做一张吗？ “我盯着他。 毕竟，他是股东。 “”什么？ 我证明不了。 ”他大声吼着，脸色发青。 然后压住了胃。 “我胃疼，不能出门。 “第二天我再去找他，他太太出来了，说他病了。 “”神经病了，别再来找了。 他神经失常的时候，会打人吧。 “生病，理所当然，就像每次运动来，这个干部都会生病一样。 他说他不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也不愿意分担几千元白木耳的损失，他当时的承诺只是空谈。 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他们的家。 看来我得一个人承担，一个人解决问题。 我挨家挨户地拜访，解释白木耳被骗的经过，对他们说他们的货款我一点点付，但我会筹措，有钱给他们。 幸运的是，他们相信我，想等。 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就回家了。 一进家门，就看到大队干部在家里等着。 “”你租了06工地义务工人，共有10名工人。 06我必须去工地。 不去也可以。 你可以请别人，但你得付钱。 按一天3元计算，付30元就行了。 村里也有很多人不做，但这个数量是第一位的。 “干部说，口气和表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三十元吗？ 我一分钱都没有。 在哪里找30元？ “”那你自己去工地吧。 “他的脸色很快缓和了。 “自己能做的是最好的。 虽说是义务，但能拿到一点工资。 ”他转身向门口走去，又回头看了看，“对了，两天后有队伍要去工地，你准备一下，和他们一起去吧。 “大队干部没有想到。 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我要走了”的决定，给我带来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70年12月，福清县委县政府决定动员全福清人民力量，在渔溪镇修建新水库。 参加建设的农民都要带粮食挣工分，但要先得到尽义务的工作量。 由于新水库工程是1970年福清第6号工程，我们都把新水库工地称为06工地。 1971年春节后，我收拾了去工地的行李，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岳母家。 对岳母说：“凤英和小晖请老人。 我去了，不赚钱的话，就不会回来。 请让凤英和别人再婚。 “傻孩子，不能这么说！ "岳母生气地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凤英和孩子放在这里也没问题。 你在工地干得很好，下班后回来，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前途。 暂时困难必须忍耐。 “工地上的生活很艰苦。 我每天的任务是拉着装了一半土的板车，运到10多公里远的地方，取下。 回到工地，把土堆起来，运到外面清除。 一天拉三辆车，走五十多公里路。 第三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南方的冬天很短，立春一过，天就越来越热了。 那天天空很蓝，太阳像夏天一样热，早上起来拉了两辆车后，我就赖在营房旁边，一边喝水一边休息一边和另外两个民工喝酒。 不知怎的，民工营房突然着火，噼啪作响。 我们吓了一跳，吓傻了，僵在那里，看着大火迅速蔓延，甚至想不起来进营房去拯救什么。 高山营四连分开住，一个聚集了近200人。

营房是用毛竹、麦秆扎的，一旦着火，火势蔓延极快。火从下午三四点烧到晚上6 点，营房、修理所、食堂，所有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烧没了。看着一地的灰烬，陆续从工地回来的民工围在一旁，不知所措。不知是谁先哭的，反正有人哭了，我也哭了。哭声迅速传染开， 整个营房哭声一片。有个民工，一边哭，一边在他宿舍床铺的位置扒拉着，'可惜了我的猪脚啊，我中午舍不得吃，想等晚上收工了回来吃的，却吃不到了啊，呜……'晚上，吃完兄弟连送来的稀饭，已经过了8 点，工地指挥部派民兵把我们当时在场的三个人都抓到了指挥部，审问。'说，你们三个，是谁点的火？'指挥部领导怒眼圆瞪。谁点的火？不是我。那是谁烧的？真没有注意，就发现着火了。但是谁烧的呢？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是最早在火灾的现场，发现着火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证明不是我们放的火，我们也就有可能被当作是放火的人。'把他们都先关起来！'指挥部的领导说。就在我们差点被关起来的时候，在附近调查的干部，带回来一个消息：火灾发生的时候里，距火灾现场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个农民在掏粪。据农民回忆，他看见三个人拖着板车停在营房旁边，进了营房，从里面端水出来喝，其中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卷烟，刷火柴点着烟后，随手将火柴丢在地上。接着就起火了。原来，因为我们三人在那儿喝水，农民担心我们是小偷，所以远远地监视着我们。于是目睹了大胡子扔火柴引发火灾的过程。大胡子被绑起来了，剩下两人被放回，此时已是午夜了。侥幸地回到营房，营里依然乱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租住在民房内的营指挥部办公室里，高山来的民工们将营长和教导员团团围住。两百人一下子无处安生。吵闹着要赔偿的，想开工没有板车的，板车坏了无处修理的……营长和教导员陷在吵闹声中，灰头土脸的，疲于应对。我挤到营长跟前：'林营长，我会修车，是否让我帮您。''知道了。'林营长点点头，压根没有想到我是在主动地为他解难，好像我也是吵闹者中的一员，应付着我。'林营长',我拉高了嗓门儿，'板车坏了修好不难，不修就都得停工了！'看到营长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这会儿是认真了。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会修车，但我没有修车的工具，请求林营长设法借一套修车工具给我。这样，我能修好几辆以应急。''可以。'林营长立刻同意，对身边的通讯员说：'你马上到港头借一套修车工具来。'就这样，我在06 工地高山营房的路边搭了个简易的修车棚，找人写上'高山修理所',开始了我近一个月的修车生涯。其实，我并没有学过修车。在这以前，除了看别人修车，就只有当年骑自行车在福州与高山之间往返运货时，自己捣鼓过自行车的补胎和紧钢丝这样的经验。但是，那天看到营长教导员被围成那样，我不如去修板车，因为并不难。板车不同于汽车，所谓修车，其实主要是补胎和紧轮胎的钢丝，没有什么技术活。当时促成我想去修车，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自己经历了从贩白木耳被扣，来工地被烧，突然间感到这是天在亡我，既然我要亡了，就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吧！这是初衷。我修车，没有收修车费。从刚开始摸索着修到成为一个修车的行家里手，我只用了整整28 天的时间。这28 天，我没有离开过修车棚一步。 吃的喝的，都是来修车的民工顺手给的。

就像'桃花源'里的那些人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不知道救济的物资到了很多，也不知道赔偿的款早已到达，更不知道营部所有的民工都拿到了救济物资及赔偿金。一直到有一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及赔偿金时，反复核对名单， 才发现少了一人。遂问通讯员：'曹德旺跑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来领？'通讯员挠挠头。'曹德旺？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在路边修车的人。他的修车工具还是你让我去港头借来的。那以后就一直在那里修车。这几天还好是他帮忙，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去，立刻把他给我找来。'我不知道什么事，通讯员一叫，丢下工具就随通讯员到了营部。一进门，教导员蹙起眉毛，'德旺，你怎么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接着有些心疼地，'辛苦了，赶快去洗一下，换个衣服再过来。'我相信他们闻到了我身上的臭味。我这才惊觉，这28 天里，没有剪过发，没有刮过胡，没有洗过澡，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洗也没有用。我一无所有，没有衣服换。'我站在那儿没有挪动脚步。此刻，站在教导员面前的人与乞丐无异，甚至比乞丐还更不济。注意到了这一点，教导员立刻吩咐通讯员到捐赠的衣服堆里挑几件衣服，'挑了交给曹德旺。'教导员说，'你快去洗一下，最好，头发也理一下。'我接过通讯员递给我的衣服，转身走出营部，像小时候一样直接跳进溪里。洗完澡，换上衣服，又去了理发摊，理好发，刮好胡，人不免神清气爽了许多。再回到营部，这时教导员已经吃过晚饭了。见到我，教导员笑着喊道'进来，进来。''坐吧',教导员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们全家人。你家做小生意， 生活过得不错，你怎么会跑到工地来当民工？'我将到江西卖白木耳却在火车站被强行'收购'的事，简单做了个汇报。我告诉教导员，自己是一贫如洗的人，看着那么多的民工， 步行一整天到工地，因没有工具出不了工，感到焦心，心想我若做点什么成全他们，牺牲点自己的时间也值得。教导员听后说：'听了你这些话，我很感动。你是我们营最后一个没有领到赔偿的人。我这里还有剩下的赔偿款包括粮票什么的，你今天都领走，你这一个月日夜工作的工资也包含在内了。角落里的救济物，有合适的，你也捡走。 先回家。至于给鹰潭火车站的证明，等我回到公社以后帮你问问，看能不能解决。'我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没有想到的是，我将教导员给我的赔偿--粮票、布票什么的变卖后竟有1000 多元。那是多大的一笔款啊，要知道，那些个整天围着吵要赔偿的队友，最后也就拿到几十块钱。而我，不吵不闹甚至忘记了要，却得到了这样一大笔赔偿！教导员原任公社副书记，因'文革'站错队被贬，我要的证明是他与公社其他干部商量，帮了我的忙。但当时他没有直接告诉我'可以',而是转了个弯儿。我非常感激他。那个证明，让我要回了被扣在鹰潭火车站的钱，虽然白木耳的价格是按收购价算，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但我总算要回了钱，还清了各位菇农的货款。我雀跃的心，岂是文字所能表达？ 真是无债一身轻啊！2-8 16:37 1 回复动网沙滩LV1 路人楼主7楼1.7 苦力不苦还清了债，有了钱，妻子孩子也接回了家。接下来做什么？生意不能做，思来想去，决定再回06 工地。工地上一天有3 元多的收入，算是高的。累一些没关系，关键是心情愉快。 回到工地，见到了教导员他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提出希望再回来出工。

工地的活苦、活累，没人愿意干，我却去而复返， 教导员和营长都表示难以理解。但最后，还是决定安排我到连里的食堂做炊事员。'你愿意吗？'他们问。'当然愿意。'我立即表态。在工地的各工种中，炊事员可是一个软差。不用风吹日晒，一个月有90 元的工资收入。那时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8 元，处级干部也才70 元左右。连里食堂的炊事员，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不是公社干部的岳丈，就是领导的父亲。可不知为什么，从到食堂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吵架，和民工吵，他们之间也吵。吵什么？仔细听听，我明白了。其实，主要矛盾只有三个。一个是没有供应足够的热水，民工干了一天的活，又累又脏却无法洗澡；二是早上起来吃饭却发现自己的饭盒里不是饭而是米粒--水被人倒掉了，所以蒸不出米饭；三是发现饭盒里的饭变少了，罐里的粮食被偷了。食堂原就是要为民工们服务的，原来的炊事员因为是连队领导的亲属，所以不愿意多做事。而我，当过民工，知道洗热水澡对于民工的重要性。我与几个老炊事员商量，我负责挑水，他们负责烧火，他们不用多做事，自然也没有意见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多挑水多备柴，提供充足的热水让收工回来的民工可以洗热水澡，第一个矛盾迎刃而解。解决第二个矛盾也比较容易。把人家饭盒里的水倒掉，造成对方没有米饭吃，第二天无法出工，从而不得不延长待在工地上的时间。这属于民工间的恶作剧。别人的心态无法控制，但食堂的蒸笼却可以控制--原来的蒸笼随意乱放，是否所有民工的饭盒都放进了蒸笼，是否饭盒里的水被倒掉，米被偷盗，皆不可知。我建议对蒸笼进行管理： 一是所有民工都在头天晚上9 时前将自己放好米的饭盒，统一码放在蒸笼里，码好一笼，锁一笼。超过晚上9 点的，就要送到炊事员使用的房间里，过了时间就把这间房的门锁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第二天早上我再将这一个一个的饭盒加好适量的水后放入蒸笼内；二是实行蒸笼有规律地摆放，民工的饭盒有序放入，满一个叠上一个。这两个措施，有效地预防了民工的饭盒有米无水蒸不出饭的恶作剧发生，从而保证每一位民工都吃上热腾腾的米饭。民工们都很高兴，也很感激我。和其他炊事员比起来，其实，我只是多了个换位思考，多了点将心比心。解决第三个矛盾费了些周折。民工营房内从家中带来的粮食、地瓜等会莫名其妙地变少，为什么？大白天，人人都在工地干活，屋里的粮食又怎么会被偷呢？我开始留意观察，每天民工们到工地做工后，除了食堂的炊事员，都有谁会进出营房。乍看起来，都不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但有一天，挑水时，我发现房东的儿媳妇挑着桶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她似乎很紧张，我觉得很奇怪，看见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呢？难道是做贼心虚？我迎面走去。'你，把挑子放下来。''干嘛？'她并没有放下肩上的挑子，而是换了个肩挑。'德旺你想干嘛！'她有些生气地，提高了嗓音。只是，那嗓音里透着点害怕。 '放下！'我厉声喝道。她一惊，就放下了。一挑桶里，都是泔水。阳光下，泔水桶里的残羹剩饭发酵着，散发出阵阵的馊味儿。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呀，她为什么要害怕呢？我看看她，再看看桶，有些犹豫， 她毕竟是房东的儿媳妇，如果弄错了，等于给自己找了麻烦。正想叫她走，却还是觉得她的神情不对。我捋起袖子，将手伸进桶里。

我这一伸手，她顿时花容失色--泔水下面是半桶的米和半桶的地瓜片！看着捞在手里的米和地瓜片，我愤怒极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家房子租给我们民工，你收了租金竟然还偷民工的东西！'她扑地一下，跪在地上，一手扯着我的衣襟，'德旺兄弟，你千万不要把我交出去。'声音里带着哭腔，'只要你不把我交给民兵，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确，如果我把她交出去，她就会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轻则她一人戴高帽游街，重则家人也都会受到影响。'德旺兄弟， 我是没有办法才偷的，家里没有粮吃。我心想，这里民工人多，我一人拿一点不会有影响，但我们家的粮就有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保证。''你怎么保证？'我想了想，'这样，你写一张保证书来，现在就写，以后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全都是你干的，那时我就找民兵抓你。'她千恩万谢，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地跑回去，让他老公代写了一张保证书送了过来。这事以后，营房里再也没有丢粮食的事件发生。民工们对我很满意，连长对我很满意，营长也对我很满意。在06 工地，我待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连部食堂里， 做得很开心。期间，营长曾经想把我调到营部小食堂去，我不干，营长问我为什么。我同营长说，我是农民，为农民服务，只做一点点的小事，农民们都很感激我，今天你给我一把花生，明天他给我一把炒豆，我干得很开心。你们是官，你们的伙食费都是有限的，没有津贴。分菜的时候，一样分你们会有意见；给你们多分些，其他干部会有意见，我也不会做这种事。营长听了我的话，也没再勉强我。过了一段时间，大坝准备合龙。高山营承接合龙口任务。为保证按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高山营从四个连队抽调最得力干将，组建了大坝合龙突击连。我被抽调，成为食堂的采购员。就这样，我当上了突击连的食堂采购员。负责食堂各类食材的采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民工

要用这8 角钱，让所有的民工吃得好又吃得饱，每天都得变着花样，有时还有 兄弟营的人前来协助或者参观，这些人的伙食费又得另想办法解决。这 让我费了一些脑筋。每当这时，我总告诉食堂的师傅，民工的花名册上 多做一些人头，这样，既能保证所有的民工都能真正地享受到 8 角钱 的伙食费，又解决了招待其他兄弟营的钱。这种解决经费的招数，也不 是什么秘密。客观上，突击连紧邻大坝，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往，兄弟营连或者指挥部干部如有 5% 到这里来，就是一二百人。对于我来说，突击连食堂采购员的那段日子真是又风光又开心。 可惜，好日子似乎总是容易过去，只一眨眼的工夫，两年就过去了： 工地的工程已经完工，我的美差--一个月 100 多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我心里那个惋惜呀，难以言表。2-8 16:38 赞 回复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8楼1.8 悯从怜中求工地的好日子结束了，生活却还得继续。再做什么呢？有人介绍我到莆田的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 40 多元的收入。与 06 工地的收入比起来，虽然差了很多，但这 时的我，没有欠债，这个收入，日子也能过得下去。大洋农场工作期间，我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大洋农 场是一个公社知青农场，有近 150 个年龄在 20 - 30 岁的知青。知青每人每月工资 2 元，吃饭定量供应大米 22 斤。一些知青家里本身就 很困难，无法接济，而正在长身体的知青，靠这点供应，自然饿得晕 头转向。因此，常常有周边的农民跑到农场来吵，说家里昨晚少了只 鸡或鸭的，或者说被人偷了。……那年夏天的一个正午，烈日高挂，天空没有一丝的云彩。我坐在农场大路边的大树下纳凉。我摇着大蒲扇，微微地闭着眼，打盹。似 睡非睡之际，我看见马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人。谁会在这么热的正午依然赶路呢？我想着，远远地注意着越来越近的人。他大约 50 岁左右，穿着旧军装上衣，斜挎着一个军用帆布包， 戴着一顶大沿的草帽。这是一种南方常见的草帽，常用水草、席草、 麦秸、竹篾或棕绳等材料编织，帽檐比较宽，上面常还写有"农业学 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字眼。这种草帽，可用来遮雨、遮阳，在休息 时或坐在草地上时，可将衣物放于帽中，或者垫坐在屁股下，以防 衣物或者裤子沾上尘土。那天，来人戴的草帽上写着的字是"农业 学大寨".人越来越近了，并且径直向我走来。"老乡，可以借一下您的吊桶吗？"他问。他的话里带着浓重的福州腔，在我听来，比我的腔调重许多。看得出来，他很渴，汗水不 断地从发际顺着黑红的脸庞滴落。我刚才忘记说了，在我纳凉的大树 旁，还有一口井，夏天的时候，我时常会在井边冲凉，就是从井里打 起水直接在井边洗澡。"您是福州人？"我用福州土话问。"是的，我是连江人。"也许是听到乡音，与他的距离感立刻缩小许多。我用福州话告诉他，这井里的水虽然冰甜，但水里有血吸虫， 不能直接饮用。"我太渴了，只要有水喝就行，有没有血吸虫都没有关系。""您等等，坐在这树下先凉一下。我房间里有泡好的凉茶，我去端来给您喝。"说着，我站了起来，将蒲扇递给他，然后朝不远处的 农场宿舍楼跑去。在宿舍里，我泡了一大茶缸凉茶，原是准备下午出 工时喝的。其实，我不让他喝生水，并不是因为水里有什么血吸虫， 而是我知道大暑天走了那么长的路，一身汗后，如果猛喝生水，人一 定会生病。回到树下，我将一大茶缸的凉茶递给他，咕咚咕咚，他竟然一口 气给喝光了，递回给我，"谢谢您，谢谢您！""不用谢。"我接过空茶缸，"吃饭了没有？""没有。""您从哪里过来的？""永泰。在永泰等了 3 天都没有买到长途车票，气起来决定走回 去。今起了个大早，走到现在，走到了这儿",说到这儿，他又一连 声地道谢："谢谢您啊，幸亏遇到了您，不然我要渴死了。""不必客气呢。"我又问，"那您打算去哪里呀？" "福州。""那您今晚住哪里？" "我要走出这一段，到甘厝口，然后再搭车回福州。""这不可能的，您今晚到不了甘厝口。从永泰到这里，距离您要到的地方，您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今晚，估计您到不了您 要去的地方。"我劝他留下来，"走了这么长的路，您也累了，饿 了，今天下午，这里也没有上福州的车了。您就留在我这儿，先吃 饱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负责送您上车。"我告诉他，每天，经过 的班车，司机我很熟悉，可以买到票。即使买不到票，司机也会把 他顺带捎走。"走吧，现在和我一起到我的宿舍去，我给你做点饭 吃。" 他想了一下同意了。然后就用吊桶打水冲洗了一通，跟我回 了宿舍。我下了半斤米，用煤油炉给他煮稀饭。"不够，再多些。"他也不客气。半斤不够，那就 1 斤吧。我心里想着，淘好米，下到钢精锅里， 点着煤油炉，多煮点，若有剩下的，晚上也还可以吃。我这么对自己 说。没想到，饭煮好后，他呼噜一下全吃完了。刚刚放下碗筷，他问我："您留我在这儿住，晚上有没有酒喝？""想喝吗？我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弄到。"这人还真是自来熟啊，我心中暗想。就这样，我喜欢上了他，这种直接我视他为知己， 起码说他看得起我。"您还是去弄一瓶来喝吧。""没有什么下酒菜，我这儿只有花生米和鸡蛋，可以吗？""可以。很好了！"他说。我写了封信，喊来一个知青，请他帮忙到公社食堂找司务长，借了一瓶丹凤高粱、1 斤花生米和 10 个鸡蛋。这时大约下午 5 时左右。 "您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肚子肯定也不饿",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先在宿舍里喝茶，等到农场的知青们吃过饭，八九点时我们到食 堂去做菜。"那个下午，我也没有去出工，同这个路人喝茶聊天。后来我知 道，他是连江琯头人，山兜农场的场长，当过村长，名字叫王以晃。 人的缘分也真是奇怪，在那个正午，当我吃过中饭，摇着大蒲扇，像 往常一样坐在树下纳凉时，绝对想不到，我会给一个路人做饭吃，并 且成为此生第一个好兄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心生怜悯，怕他喝了生水会得病。那一夜，王以晃就在我的宿舍，搭了个地铺睡了。睡之前，天南地北地海吹了大半个晚上，讲了很多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故事。最 后，他动员我过了年后到他的农场去当推销员。第二天，起了床，吃过萝卜干就稀饭的早餐，过路的班车也就到 了。我送他上车，临了，他回过身对我说："老曹，过了年，你就不 要再在这里干了，到我那儿去。"我挥挥手，和他道别。班车卷起一阵尘土，走了。而我的生活也 回到原来的轨道，一切照旧。对我而言，王以晃的邀约，不过如那车后扬起的尘土，风吹过，即散了。转眼新年来临。元旦过后不久，春节就到了。那年的春节，农场的任务很重，书记不同意我回高山过年。腊月二十八，王以晃来了。这回，他穿得有模有样的，着一身深灰色卡 其布缝制的中山装，看着还真有干部的模样。见到我，就用福州话骂 道："真是太无德了，大年三十鸡犬都返家，而你，家里有父母老婆 孩子，竟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想回家过年，可书记不同意啊。""书记个屁！你不是同意到我那儿做吗？！走，我与你一起去见书记，告诉他我们明年不干了。明天要回家陪父母妻子过年。"说着，他开始动手帮我收拾起行李来。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载着他到公社见了书记。我说家里出了 事，父母身体不好，马上就过年了，要我回家。书记也不好说什么， 就同意了。就这样，坐上经常往来门前的车，我们告别了大洋农场。在甘厝 口，王以晃下车转乘去福州，我们就此别过。回到高山，刚进家门，行李还没有放下呢，妻子凤英就迎上前来。"你可回来了。昨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提了很多东西，把家里过 年要的年货都送来了，鸡鸭鱼肉酒啊什么的，一式两份，一份给了爸 妈那里。"妻子说着，将我领到堆放着年货的房间和厨房，"我不收。他说是你的好兄弟，放下东西就走了。茶水也没有喝一口。"我真是遇到了一个好人啊。看着那些年货，我心里真是感动。我们在大洋分手时，说好过了年，初五就到他的农场去上班。我还会不 去么？！1973 年的春节，我过了一个丰盛的年。初五那天，我就离开高 山，乘车到了琯头山兜农场。到他家给他拜年，也是报到。见到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把女儿叫了过来，说："闺女，你把手表脱下来 给我，你曹叔叔需要，你在家不需要。"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 女儿百般的不愿意，但王以晃还是从女儿的手腕上捋了下来，直接戴 在了我的手上。随后，他又把老婆叫过来："去，把美国寄回来的的 确良布拿出来，再去把裁缝找来，给小曹做一身衣服。"他将我这一全副武装后，我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满意地 点点头：看来，钱胆衣威，俗语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还是有一定 道理的。作为山兜农场的销售人员，也是农场的门面，出外销售，和 人打交道，模样儿还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外出的时候，再累也要 穿戴齐整，打扮和自己的身份相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立春以后，我熟悉一下情况，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因为刚 入行，第一年我没赚到什么钱，年终的时候，王以晃就跟农场的人 商量给我 1 万块。他是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虽然他是场长，但反对者也肯定是有的。所以我很感动，在我看来，这 1 万元，是对我的扶持，更是对我的激励。我更加发奋图强了。第二年我就赚了 3万多，第三年，我又赚了 3 万多。当时没有存银行的概念，也不敢 露财。所以，这么多的钱，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那时，人民币最 大的票面额是 10 元，6 万元，我铺了厚厚的一叠！如果没有后来发 生的两件事，我或者就一直在琯头山兜农场做下去，也就没有后来 的福耀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75 年冬天，有一次，我和农场的几个干部子女一起送树苗到 明溪县。才到明溪，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像天开了个大洞似的。 因为苗木无法栽种，闲来无事，我们就在县城的街上转悠。听到当 地的百姓纷纷传说要地震了，这些干部子女，回到住处，收拾了行 李，转身就跑掉了。我们带来的树苗怎么办？那些树苗一株 2 角钱，二三十万株，总值也有几万块钱，他们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扔下不要 了。回去要怎么交代？他们不管，我却心疼：这些树苗，是农场乡亲 的心血，不能扔下。他们走了，我一人留下来，看守着。虽然被雨 淋得全身湿透如落汤的公鸡，但树苗最终没有丢失一株。云开雾散 后，树苗都卖了。拿着卖树苗的钱，我回到琯头，汇报了明溪之行 的情况，希望场领导能处理那几个干部子女。可是，干部们却不 愿意，一边表扬我，一边敷衍我，说什么反正也没有造成损失，都是 孩子，算了。一个没有组织纪律的企业不会发展！一个不会发展的企业不是久留之地！我琢磨着…… 1976年春节，我回到福清高山。春节期间，有几 个人拎着礼品到家里来拜年 , 说是福清龙田人。龙田镇紧邻高山， 算是邻居。领头的那人见面就夸我做果苗做得非常大，是苗木界的一 把手。"老曹，我们是慕名而来呀。"来人说。"哪里哪里，不过是混碗饭吃。"我客气着，在客厅里泡茶给他们喝。一边泡，一边思忖：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做树苗销售？正想 着，来人又说话了："老曹，我们知道你在琯头做得很好，也知道他 们给你是按 20% 的抽成。这样吧，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按 40% 的抽成。"对方看着我，等着我回答。不会吧，40%!疯了！花一倍的价钱来挖墙脚，我是什么呀，不 过是一个卖树苗的。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 多，是要拿去枪毙的！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掉。"喝茶喝茶。"我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过，大春节 的，不提这事吧？""也好，老曹你春节期间想一想，我们给的条件，很优惠哦。""好的，好的。" 送走他们，我当下决定，离开苗木界。那个年，我过得踏实又不踏实。不踏实的是，自己卖树苗的名 声大了，随时可能会有人来抓自己；踏实的是，决定了年后的路要怎 么走。一过完年，我立即乘车到琯头，向王以晃辞职。但我答应他，会 帮助他做好本年度应做的工作。我再次回到了高山。2-8 16:38 赞 回复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9楼CHAPTER 2第二章艰辛创业2.1 结缘玻璃 / 2.2 问道石竹 / 2.3 诚交天下士 / 2.4 义不容辞 / 2.5 身试改革 / 2.6 老师的爱 /2.7 挑战权威 / 2.8 二问石竹 /2.9 探路合资 / 2.10 武夷山得的信息 / 2.11 拜师不应分贵贱 /2.12 据理力争2.1 结缘玻璃离开山兜农场，回到高山，我开始思筹着办工厂的事。这件事， 自从老吴和我说过后，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转悠着。我计划在家乡办一个生产玻璃的乡镇企业。说起来，也要感谢 1976 年春天明溪那几天瓢泼的大雨。大雨和 倒春寒将人们关在屋内，闲来无事，我约了老吴和小林一起品茶一起 喝酒。老吴的全名叫吴异璜，是明溪县二轻局的采购员，"文革"前的 大学毕业生。一米八的个子，上海人。老吴并不老，30 几岁的美男 子，加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很有女人缘。但在那个年代，有女人缘 并不是好事，老吴就因为与同单位的女性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 系，被定为"流氓",丢掉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被送到明溪劳动教养。小林的全名叫林庶乎，出身于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是 "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沿海的一个城市市政府工作。小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也很会说话。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右派的指标，小林所在的市政府也不例外。小林说，那天为评谁是右派开了一上午的会，他喝了很多茉莉花茶，憋不住尿，离开会场 上了趟厕所，再回到会场，他就成了右派，送到明溪农场进行劳动教 育。后来结婚生子，就扎根农场了。老吴说："老曹，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生意啊？你知道水表玻璃吗？" 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小圆，看着我，"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那个水表。你知道吗？这么小的一块，可以卖到 5 角钱，很赚钱吧！而且， 这个水表玻璃很容易，如果你做，我有渠道有办法帮你做起来。"当然想。我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离开农村，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生活。只要有机会。这也是我当初离开家乡到琯头山兜农场的原 因--从这个角度讲，山兜是我离开农村的一个跳板，但我没有告诉 他们这些，告诉他们也未必能理解。只有如我一样在农村生活过的 人，才会知道农村的苦，农民的难。那天一个下午，我们在策划如何办一个玻璃厂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可以办一个玻璃厂。因为，有市场，也有技术。老吴对市场进行过调研。小林是工科大学生，设备技术是他的拿手活。剩下的问题是，办工厂所需的 20 万资金和盖厂房所需的 10 亩土地，以及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如果工厂办在高山的话，就 要将他们的户口从明溪迁到高山。户口是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城市户口，是人 跟着户口走，户口跟着工作走。人、户口、工作必须一体，要想迁户 口，有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首先要有工作单位接收，提供工作； 其次要有户口指标，可以落户；第三，新单位愿意接收，还得原单位 同意放人。即便是现在，户口迁移仍然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的目标很明角，说服高山公社的领导，提供资金，提供 土地，办一个玻璃厂，同时，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只是在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工厂也大多在城市里办。社 办企业，虽然在七十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我一个农业人口， 想办工厂，谈何容易。我决定先找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谈谈。那时的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适当集中".公社办的各类企业多了，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机构也应 运而生。在县里，叫多种经营办，在公社就叫社队企业办或乡镇企业 办。在当时，乡镇企业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 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或者开些 小手工作坊之类的店面。（转自看福清APP）公社的企业办则多为组织农民进城务工。高山的农民，吃苦耐 劳，善于开山、挖土、搞基建，但承包这类的工程，通常必须要公社 出面，企业办就是这个中间人。据我所知，每年企业办的管理费用收 入，就有 30 - 40 万元。1976 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高山的街上行走，正好与企业办主任 不期而遇。"老曹，最近在哪里发财啦？吃得白白胖胖的。"企业办主任方仁 钦见到我就问。因为没有做农活，我的确是白白胖胖的，加上很注重衣着打扮， 走在街上的我，俨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嘿嘿，方主任，我能干什么，就是跑跑小生意而已。"虽然嘴上 谦虚，但脸上却是一副成功者的自信。我递上一支"大前门","方主 任有空吗？正要向您报告一件事。"我拿出打火机，给方仁钦点上火。"是一个项目。""哦，什么项目？"一听说是项目的事，方主任来了兴趣。站在街上，我告诉他，公社可以建一个水表玻璃厂，很赚钱， "一片水表玻璃，只有那么大一小块",我用手比划着一个碗口大的小圆，"可以卖 5 - 8 毛钱，我去上海市场考察过。1 平方玻璃可以做 100 片。"我吸了口烟，"主任，您知道市场上 1 平方玻璃卖多少钱 吗？"我伸出五指，"5 块钱。""100 片乘以 5 毛又是多少？1 平方可以 卖 50 块钱！我们只是钢化一下，磨一下就增值 10 倍！你说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我接着告诉他，做这个项目，办厂需要 20 万资金和 10 亩地盖厂 房，这要麻烦他去同公社书记商量。"资金和土地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谁来做。"方仁钦想了想，从 鼻孔处喷出袅袅烟雾："我们都没有做过。""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公社同意做，你们 可组织几个人去见他们，再组织人去上海考察。"我简短地介绍了一 下老吴和小林的情况，将手上的烟放入口中猛吸两口，丢掉烟蒂，再 用鞋尖踩了踩，"如果你们考察后认为可以调他们来做工厂的话，必 须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这是他们的条件。"我最后说。"等我向书记汇报后再说。"方仁钦有点兴奋。 几天后，方仁钦骑着单车找到我家。我打开院门。"哟，方主任，请进请进。是不是公社那边有消息了？""公社领导基本同意了。"还没坐稳，他就激动地说："现在可以组织去明溪和上海考察了。"我泡好茶，给方仁钦斟上。听他细说见书记的过程，又定下了去明溪和上海的时间。送走方仁钦，我便出门到公社邮局给老吴和小林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进展，同他们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几天后，方仁钦一行在明溪见到了老吴和小林，随后又一同考察了无锡的乡镇企业和上海的玻璃生产工艺。在上海的北京路，一家玻 璃店后面搁着一台炉子，里面正在生产玻璃。我问小林："这样的炉 子，我们能造得出来吗？"小林左看看右看看，很肯定地说："可以，技术上可以解决。"带着兴奋，考察组一行回到高山。方仁钦立刻起草考察报告和立项报告，提交给了公社，同时提交的，还有关于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的申请。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方仁钦任主任、项目负责人。公社同时同意将老吴和小林的户口迁到高山公社居委会。同年 10 月，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多年浪迹江 湖的经验，也使我很快融入筹建工厂的角色中。我，就这样，彻底地和农业挥手告别，走上了工业的道路。机会，就这么来了。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可谓适逢其时。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春潮涌动，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尤 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乡镇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筹建处借用了公社旧剧场为办公地点。旧剧场原为城隍庙，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筹建处。办公室设在前厅的二楼，里面办公人员只有 6 人：主任方仁钦，老吴、小林和我，还 有筹建处成立后配备的会计和出纳。一切都模仿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这也为后来高山异型玻璃厂的 连年亏损埋下了伏笔。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第一次会议在旧剧场二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人员岗位设置和筹建的规章制度。对于厂房的设计，方 仁钦强调"节约开支，保守设计，可进可退".他解释说，厂房最好 按住宅设计，这样，如果工厂办不起来，厂房也不会浪费，可以当住 宅使用。这样的设计思路还真是史无前例。我正想提异议，老吴和小林却 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我觉得奇怪，事后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 的回答更让我难过："钱不是我们的，权在他们手上，他们决定怎么 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好异议的！"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干部！我无语。挫折可以磨练 一个人的心智，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斗志，是从挫折中站起，还是在 挫折中倒下，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但方仁钦并不这么看，早在明溪见到老吴和小林后，他就喜出望 外，觉得找到了宝贝，而作为介绍人的我，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因 此，在设置工厂的重要岗位人员时，没有我。"老曹不能没有位置。"也许是感念我对他们的帮助，老吴和小林 同时坚持。"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我们办工厂，生产出来的东 西由谁去卖，卖给谁，这些都是要老曹在，才能更好地解决的。在产 品生产出来前，也要采购东西，他可以做采购员。"我就这么成为了高山异型玻璃厂的采购员。但因为我非工非农， 所以，我只能按临时工使用。临时工就临时工吧，只要给我这个平台。我心想，自己虽然有销售的丰富经验，但是从农业到工业是一个大的跨度，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不要说经营了。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的，经营企业的经验积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只要能让我站在工业的平台上，做什么职位，并不重要。再说，采购员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时干部，一个月只有 22 元，而我一个月有 40 元的收入。虽然，因为是临时工，逢年过节工厂里的厂长、会计、出纳等部门行政管理人员会分到一些鱼啊、肉啊什么的，没有我的份， 但我，只当没看见。为保持心境，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却在惦记：只要能给我工业的这个平台，将来我就能做出最好的企业来。投资十几万的高山异型玻璃厂从筹建处成立的那一天起，注定 成为高山人不会忘记的历史。它的一颦一笑，是高山人茶余饭后的谈 资，它的一举一动，总是吸引着高山人的眼球，成为关注的焦点。有 关系有门路的大都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厂，没有关系没有 门路的，也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筹建处的工作人员自然跟着风光无限。方仁钦自不用说，就连老 吴和小林，也每天沉浸在有人请吃喝的状态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工 厂，从 1976 年到 1979 年，奠基、动土、打桩、起梁、封顶、买设备、安设备，时光飞逝，家中的日历，转眼撕掉了 3 本。1979 年，终于试生产了。这时，工厂已有 16 名员工。这些员工，多为公社与企业干部的 家属或者子女。虽然都是学徒工，年龄却相差极大。小的只有十六七 岁，大的却已经四十有余。经过一年多的试生产，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生产不出合格的 玻璃。厂长也跟走马灯似地，从方仁钦变成林学飞再至林学杰。有人开始怀疑建玻璃厂的决定是否正确。虽然我不是厂长，但我的压力一点儿也不轻。建厂的建议是我 提的，两个重要的人才老吴和小林是我引进的，投了那么多的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我不断地问自 己。通过分析，我确认建厂的方向没有错，错在用人上。小林真的懂玻璃生产吗？ 我不是厂长，无权处理工厂的事务，但责任心迫使我站出来。我同仁钦说，上海有一个朋友，可能可以帮我们找来专家，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由我出面联系一下？经过公社批准，我便去了上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早已一改三年前 的素朴，有了花花世界的端倪。这端倪，早在父亲的描述里，让我听 得耳朵出茧子来。因此，对我而言，一点儿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我正正衣裳，走进上海建材局，找到陈克远。陈克远认真听完我 的叙述，对高山厂的困境深表同情。"你来的正好",他说："上海耀华 玻璃厂有一个韩厂长，刚刚调到我们处任副处长。"说着，他拿起桌上 的电话，接通了韩副处长办公室。"老韩哪，我家乡有一个玻璃厂，生 产上出了些问题，您是不是可以从耀华厂找一个工程师，到他们那儿 看看，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试试看。"韩副处长一口应承。"我这就同耀华联系，看看能 不能派出人，可以派谁去。"第二天，韩副处长就走进了陈克远的办公室。"陈处长，耀华同意派工程师李维维前往，帮助高山厂解决问题。" "谢谢您，老韩。"陈克远握着韩副处长的手，转脸对我说："我让办公室给你开一张购买机票的证明，你明天就陪李工赶回高山吧。" 飞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980 年的中国，飞机和火车的软卧一样，是为正处级以上的干 部提供的交通工具，不是有钱就可以坐的。虽然日后我坐着飞机，而 且是头等舱，飞遍了全球，里程数也不知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但飞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唯有第一次，深印脑海。这次的上海建材局之行，不仅为高山送来了李工，也为日后的福耀埋下了种子。这是后话。在邮电局，我给工厂发了封电报："已请到工程师，明日同机返 回，请接机。"在机场，我见到了李工，一个纤细的上海女子，虽然衣着朴素， 但依然掩饰不住大小姐的气质。这样一位小姐，会懂设备？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耀华是不是派错了人？我心里嘀咕着。李维维出身名门。父亲是洋买办，公公则是卡介苗专利的拥有 者。从小在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长大的她，却不染纤尘，完全是一个 知识女性。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个纤细的上海女子，后来会上演一幕 汉子般的壮举，成为我技术上的顶梁柱。在福州义序机场，看到和我一起走出来的工程师，竟是一位女同 志时，厂长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既来之则安之。一行人坐上面包车，一路翻山越岭，三小时后，抵达高山。正值午饭时间。"先吃饭再去工厂。"厂长决定。"先去工厂看吧。"李工说，"看完再吃，来得及。"到工厂，一下车，李工径直走进车间，等在工厂的老吴和小林急忙迎上前。"炉子的设计图纸在吗？请拿来给我看看。"小林示意手下 递上了图纸。李工看了看图纸，再看看风箱面板、风嘴排列，"打开鼓风机", 她说。李工察看的时候，车间里除了鼓风机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工人都下班了。围在李工身边的一群汉子，虽然和我一样抱着疑惑的心，但仍怀着真菩萨降临的希望。大家看着李工，默不作声。李工看着，听着，不停地用笔在手中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关 了吧。"她说，"如果要改变电炉丝，厂里有没有现货？""有。"我回答，"还有很多备用的电炉丝，在仓库里。""这个风箱要拆下来，风嘴要重新布置，有困难吗？"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不容置疑地，完全不是一个弱女子的模样。"没有困难，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那好，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再来做。"饭后也没休息，直接回到车间。此时工人已经上班。从仓库取来电炉丝，李工蹲在地上，一边示范着如何绕，绕多少圈，一边告诉我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工说，将电炉丝分三层解决了电炉温度不均的问题，却无法 解决风箱面太大的问题。风机浪费了很多风，另一方面，风压又上 不去。因此，我建议你把旁边的都堵上。风嘴组装得也有问题， 几千个风嘴都要拆下来。这个工作量很大，不过，抓紧时间，两天应该 够了。按照她的要求，当天下午我们就组织员工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改 造，第二天天一亮，李工再到工厂时，应改的都已经按照她的要求改 好了。设备静静地躺在那儿，工人们站在机器旁边无声地等候着。"咦，有什么问题吗？"走进车间，李工一愣。"李工",我迎上前，"设备都已经改造好了，只等您来验收。"我指指等在机器旁的工人们，"他们在等您验收后开始试产。"李工加快了脚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夜，这里的工人就完成了上海工人需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她有点儿狐疑：这样赶的工，能做得好？俯下身，套上手套，她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线圈。"OK,开机试试吧。"李工满意地摘下手套。推上电闸，接上电源，摁下开关，电炉预热几小时后开始生产。上片、下片、钢化……不一会儿，钢化好的玻璃送到检验台，"合 格！"检验员高声喊道。看见一片片合格的玻璃，和工人疲惫而又幸福的笑脸，李工感动 了：这是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一群人。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充满热 忱。有这样一群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李工后来对我说。走的时候，厂长偷偷地塞了一块走私女坤表给李工，以示感谢。 那时，福建沿海充斥了各类走私物品，大多是渔民用海产同台湾的船 老大换来的。各类名牌的手表如欧米茄、浪琴、梅花、精工等等，很 受内陆百姓的欢迎。但李工，对此类奢侈品牌早已见怪不怪，走私 的，自是不稀罕。"老曹",办好了登机手续，进关前，李工的手心里放着一块梅花 表，"这是你们厂长刚才塞给我的，说是不要让你知道。我不要，他 硬塞。你看，该如何处理？""你不要，我也不可能拿回去。"我看了看表，（转自看福清APP）走得还好，选型也 的确精致。"这样吧，你是韩处长介绍来的，就收下吧。没什么关系， 厂长只是想和您套套近乎，增加私人的交情而已。"我补充道，"我也 不能拿回呀！"这时我深感失落，人是我请回来的，厂长送表给她还叮嘱不要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送走李工，坐在回厂的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望，是我花了九牛 二虎之力，通过关系请来了专业人员帮工厂解决了困扰几年的难题， 厂长给我的回报就是瞒着我送一块手表给来人，还告诉李工要瞒着 我，只要有一点心智的人，都会猜出厂长想干什么。即便是这样，在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选择装傻，好像真的不知道有这事，因为此时我只 是寄人篱下，识时务者为俊杰。2-8 16:40 赞 回复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10楼2.2 问道石竹福清是着名的侨乡，最出名的山为石竹山。石竹山位于福清宏路镇西边。山上有一座也许是释、道混合的庙观，观内供奉着灵验的九仙公。这也是石竹山之所以有名气的主要 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据说，福清的几位巨富都在石竹山上祈过梦，因此香火特别的旺。我第一次上山时，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和尚。那次上山，是陪同福州横屿的一位潘姓朋友去的。朋友是生产水表模具的。1980 年，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玩耍时不小心掉到粪池里， 淹死了。悲痛欲绝的他，在埋葬了一双儿子后，想再要孩子，可是他的太太却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做了人工结扎术，无法再生育了。离婚再娶吗，他又不忍心让妻子在失去儿子后再失去家庭。想要孩子要不了，想离婚不忍离，他几乎天天处在苦痛之中，死的心都有了。这时，有人劝他到武汉去发展。他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去武汉闯一闯，他负责技术，我负责销售。我答应考虑考虑：一则是因为高山厂几年过去还不能投产；二则高山厂因为是乡镇企业，厂小，人的心眼也比较 小，在这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久居之选。因此有人邀我去闯，我也想试 一试。正月初二，老潘到我家拜年。潘太是福清渔溪人，所以每年春 节他都会到福清过年。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我们聊着武汉的设想，但 去或不去，其实他仍没有全然下定决心，我也是。"这样吧，老曹，等等你陪我上石竹山祈梦好不好。"老潘说， "我每年初二都去山上祈梦，今年还没上去呢。那里祈的梦很灵，我 们去求一下，看看能不能去。"石竹山啊……我沉吟着。小时候，常见母亲在家里烧香礼佛，也常随母亲至寺庙敬香，对于佛教的接受，最早于此。关于佛教的诸多知识，当时的情况也只限 于烧香、磕头等，还有就是我爸喝酒时讲的小故事。但到道观祈梦抽签却没有过。"怎么样？"见我 没有吱声，老潘急了，"就当陪 兄弟 走一趟， 如何？""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老潘拿起随身的小夹包，我们出了门。路上拦下一辆平潭开往福州的长途汽车。春节期间，汽车上不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1 小时后，我们在宏路镇下了车。下车后在宏路 的市场里买了些供奉用的水果，再雇了一辆三轮车。那时，从宏路到 石竹山的路还是沙石铺就的土路，路面不宽，也不太平整。几公里的 路，一路颠簸到了主峰状元峰脚下，也花了近半小时。几个农妇在山 脚下摆着香和金银纸钱，一份一份地卖给上山烧香祈梦的人。老潘拿 出 1 元钱，买了一份香和纸钱，"老曹，你也买一份。其他钱我能替你 出，这香火钱，你得自己出，求的签才灵。"我原不想买，他这一说，我只好掏钱也买了一份。收好了香和纸钱，老潘从山下一路磕头磕到山上。我呢，就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一边观赏着，一边往山上走。进到道观，老潘就焚香烧纸。"老曹，我现在祈梦，你也一起进来试试。"老潘说完进到一个房间里席地而躺，闭上双眼。这就是祈梦啊。我也躺了下来，可怎么也睡不着，更不可能有梦了。转身看看老潘睡着了没有，他的眼睛似乎也在眼眶内转动，正想开口问他睡了 没，他却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出门来到庙堂神像前取出爻杯木爻问所 梦是不是这个梦，卦象说正是。他不过才躺 5 分钟时间，就有梦了？我碰碰他，"你胡说八道，我 明明看见你眼睛在动，你怎么做梦？"他笑了："我做梦了，我今年会 发财。""哦，你梦见什么？""我梦见家门口铺着铁轨，一列火车，载着满满的货物，从我家的正门冲进来。你想想，满满的货物耶，这不就喻示着发财么。""真的吗？"我将信将疑。"信不信由你，我不去武汉了。"老潘说，"对了，你没做梦吗？""我没有梦。""没梦也没有关系，我带你去抽签。"这是我第一次上山抽签，问什么呢？这次武汉去不成，我不是在策划去香港吗？那一年，因想去香港投奔亲戚，但妻子凤英死活不同意，甚至以死相胁。去香港的机会实很难得，妻子的生命也很宝贵，因此左右为 难。既然和老潘到石竹抽签，也就抽个签问问。上到山上，烧好香，从签筒中向外摇签条时，我默想着要问的问题--去香港好不好？签掉在地上，爻卜为是，我就拿着签号到老和 尚那儿换了签条，老和尚看看，"先生问什么？""问是否可以去香港。""不可，不可！"老和尚摇着头，"依签所言，你若去香港将会家破人亡。"我听了心中一凛：如此说来香港断不能去。"那么，我继续 留在高山玻璃厂好不好呢？"我又去抽了一签。"不要离开留在这里好。"老和尚净土签条递上来，"施主请看， 这签中的一句：虎啸凤鸣不觉奇。好到虎啸凤鸣都不觉得奇怪，是一 种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好呢？""人很难追求到的你都可以得到。"老和尚明确地说。奉上香火钱，我和老潘一道下了山。那一年，老潘发了大财。原来，上海的皮鞋厂要做鞋的模具，因害怕在当地开新的模具会 被竞争者仿制，就找到老潘，请老潘开皮鞋的新款模具。上海人没有 想到的是，福州的老潘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为上海人开模具的同时， 为自己也多开了一双。那时的皮鞋，多为人造革鞋面，老潘就用这 个模具，生产出福州第一双人造革皮鞋，接着是第二双、第三双……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造革鞋是很时兴的。老潘制的鞋，在自己的店 里卖，那一年，他想不发财都难。临近年终的一天，我接到潘太的电 话："老曹，你在哪儿？""我正在招待所吃着饭。""那好，我一会儿过去看你，可以吗？"当然可以。还有不行之理？"行，来吧。"我极爽快地应承着。不一会儿，潘太来了。一进门，她就从肩上挎的小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啪"地摔在床铺上，"这里是 3000 块，你拿回去过年。""你这是干什么？！"我奇怪地看着她。"今年我们确实发财了，老潘说应该拿一点给你过年。""你拿回去，我不要。""有什么关系？！你拿去花。你和老潘，谁跟谁呀。再说，我们今年确实赚了很多钱。真的。""你赚你的，我不欠你的情。"我坚决拒绝她，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自己挣的钱过日子还可以。见我拒绝得很坚定，她也就不再 坚持。那一年，还在做采购员的我，虽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但的确没有赚多少钱。但老潘的钱，我也绝不要。2-8 16:40 赞 回复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11楼2.3 诚交天下士从厂里确认我为采购员的那一天起，我大部分时间就都泡在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因榕树满城，也叫榕城。福州人喜好泡温泉和喝茉莉花茶。关于福州人和福州的温泉，有句老话，住在福州长在福州，没洗过泡过温泉还能算是福州人吗？这说的是温泉与福州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大概是因为从小泡温泉的缘故，福州人走到哪儿都爱泡汤，哪怕 是盛夏季节，照样一泡到底。所以，我在福州午后的时间，大都在温泉澡堂活动。说起来，还 是原福州仪表厂的张铁干带我去的。1979 年，高山厂投产后，就开始需要大量的平板玻璃，但玻璃 不是现在这样可以随便买的，需要指标。指标哪里来呢？一是政府计 划，每个相关的国有企业，政府每年都会按计划下达相应的供应指 标，就像每个家庭，每年都固定按人口配给粮食、布票、肉票、鱼 票、糖票一样，也叫计划内的指标。二是市场调剂，也即计划外的指 标。这就要各企业采购员各显神通了。当时，一个采购员能不能在采购的江湖里混，就看你能不能将别的企业手中富余的指标拿来，能不 能从政府机构手中拿到批件。高山厂是乡镇企业，计划内的指标基本拿不到，只能从计划外想 办法。我到哪里搞指标呢？张铁干说："兄弟，我来帮你。"张铁干是福州仪表厂的采购科长。在福州的采购界，算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澡堂泡汤。"那时正好是下 午两点以后，下午的班已经上了一会儿。去澡堂能解决指标吗？我心 里纳闷，但还是跟着去了。我随着张科长走进温泉澡堂。好家伙，门脸不大的澡堂子，里面 的经营面积竟然达到 4000 多平方，男宾部内设 4 口大池，8 门沐浴，120 个座位，并有 40 个包间。澡堂内还设有温泉洗浴、洗目、采耳、 修脚、搓背、擦鞋、理发等服务。门票 2 角。缴完费，服务员拿来浴巾，浴巾看上去很旧，那颜 色，砖红但没有光泽还有点发灰，让人搞不清是干净还是脏。浴室 的设施有年头且陈旧，布帘子吊儿郎当地挂着。但澡堂内热闹如集市--那时福州家家户户还是木板房，没法洗澡。赋闲在家的福州老人 习惯一大早来澡堂报到，泡完后躺在竹椅上和街坊四邻侃大山，或是 下棋饮茶。吃过午饭小憩一阵，下午再泡个回笼澡，一天过得舒适安 逸。很多老人即使搬了家也还是经常光顾早已习惯的温泉澡堂。下班 以后，澡堂内更是挤满了闲话家常的市民。采购员们选择下午 2 点后在澡堂子里泡汤，既享受到温泉金汤， 又正好避开了澡堂的高峰期。进门就有人同张科长打招呼。张科长也一一把我推荐给他们，我 这才知道，张科长为什么带我到澡堂来泡汤。原来澡堂是福州采购科长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的场所呀。传统的福州泡汤很讲究规矩，一般规模的温泉澡堂设有不同水温的 4 个水池。要从低到高依次泡过去，在第二个池边打肥皂冲洗。最 后一个汤池水温最高，下去几分钟就要出来，浑身烫得血脉通畅，特 别舒服。泡在池中，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打着招呼，聊着知道和不 知道的事，四个池泡过去，基本也都搭上了话，待上了池，大家就躺 在竹椅上或喝茶或修脚或推拿或掏耳或继续池中未结束的话题，侃着 大山。从那以后，只要在福州，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温泉澡堂报到，在 那儿请各工厂的采购科长们抽烟喝茶吃小吃，不仅玻璃指标，水泥、 钢铁、木材等等，不论什么指标，我都能拿到。1 吨水泥的指标可以 卖四五十块。现在想想，如果那时我心生贪念，拿这些指标卖钱，也 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请他们的钱，不多，那时 1 元钱可以吃得很好。高山厂给我的出差补贴一天是 8 角，但却要 5 个月后才批得下来，且请客费用不好报 销。好在我有山兜农场留下的积蓄垫底，但也经不住我这么常常请， 原来铺在床下厚厚一叠的"全国人民大团结"（10 元钱的正面图像）， 渐渐地变薄了。但是，我由此认识了福州城内的采购科长们，搭建起 了一个完整的采购网，不论要什么指标，想要就有。不仅自己工厂所需要的玻璃指标，就连其他单位甚至政府相关部 门的，也顺带着帮忙解决了。我是怎么解决的呢？不同的指标是各自独立的，指标和指标间互不相连。我解决玻璃指标，怎么会解决到木材、水泥甚至钢材的指标呢？我要玻璃的指标，请各位科长帮忙解决，有人就介绍我到省化建公司郑宝贵那儿，郑宝贵就说了，指标我们有很多，可是都在省外，我们要不回来。你若能要回来，这些指标，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足够 你们高山厂用的。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指标，省与省之间就需要协作交流，因此每个省每个市、县都有协作办公室。福建是林业大省，出木材， 就用木材和其他省交换其他的物资，比如玻璃。木材被江苏和浙江运 回去了，但玻璃却发不过来。郑宝贵告诉我，省物资厅的采购员去了 好几趟，都拿不回来，就算了，很多指标都被欠在那儿，如果你能去 外省拿回来这些玻璃指标，我就分给你，满足你工厂用的玻璃。我说 好啊，可以试试。我就被郑宝贵介绍到省物资厅，物资厅给我开了个 证明，我就从高山厂的采购负责人变身成了福建省物资厅的采购员。当时，福建省物资厅驻沪办公室设在上海福建南路 33 号，就是 现在上海锦江之星（外滩店）的位置。那里地处黄浦区顶级商务区中 心，紧靠延安路高架和越江隧道，交通十分便捷。周边有外滩、人民 广场、豫园、淮海路、南京路等市内主要旅游购物景点。我住在那儿，以福建省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结交华东六省一市 的采购员们，先和他们交朋友，然后再提出希望帮忙解决的事。我就 是用这一方法，解决了困扰物资厅许久的木材换玻璃的指标问题，解 决了南平、三明的水泥、钢材调配问题。怎么解决的？其实也很简单。国家每年都有两次的订货会议，全国各个单位都会参加，包括部队。这个订货会议，将解决各单位的统配指标。有时在成都，有时在福州，有时在石家庄，有时在广州，有时在上海。这些统配的指标， 由国家建材局统一调配，也有省建材局统配的，如何分呢？国字头， 比如说永安水泥厂就是由国家建材局统配的，省市国有企业，比如说顺昌水泥厂、南平水泥厂则是由省建材厅统配的。国家分配指标是分省份地区的，以水泥而言，南平的，可能拿到张家港水泥厂的指标，南京的却可能拿到永安水泥厂的指标。当时的 火车车皮也很紧张，要拿到，也很困难，货的指标，经常会因为没有 车皮而不得不放弃。如何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我做的事就是商量。同南京军区商量，把他们手上永安水泥厂的指标拿出来，换成张 家港水泥厂的指标，当然是同级的水泥。南平市政府呢，手上就有了 永安水泥厂的水泥指标，省去了解决车皮的烦恼，又节省了不少的运 费。这就是串换指标。当时我们采购员在泡汤时想出的这个笨办法， 却解决了长期困扰着各省、市政府的大难题！为这个，南京军区的后 勤部感谢我，南平市政府也感谢我，我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也成了物 资界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个高山乡镇企业的 采购员，竟然成了国内物资界的"大脚"（福州话，翘楚，"大腕"之 意）！后来，我在高山盖房子时，所需要的钢筋水泥，全是用指标买 的便宜货。我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不是钱，是关系。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业务本领。这些有这么重要吗？当然，对于一个刚刚出山的人，这些交往及合同签订业务、知识充实与人际关系网的铺陈，非常重要。因此，任何事，只要肯动脑筋，没有解决不了的。这是我在那时就有的感悟。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想起这个经历。提醒自己，只要肯动脑筋，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